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轟動全球華人社會，自剖與汪政權高官胡蘭成的恩怨情仇，引發「新張愛玲現象」，讓文學張愛玲和歷史張愛玲首次緊密交纏，開拓了張學新疆界，被譽為中國的《追憶似水年華》；也意外地和新一波「胡蘭成熱」與翻案同時出現，互為對照。
二零零九年春天，十六萬字的《小團圓》在台灣、香港揭開面紗。這部完成於一九七六年，寫作十個月，卻從此塵封三十三年的長篇小說，一經面世，便因為它極濃厚的自傳色彩，轟動全球華人社會，也登上暢銷書的榜首。
不 同於以往小說裏，遠遠地寫人家的故事，這一次，張愛玲把練得純熟的嘲諷的利刃對準了自己。《小團圓》所揭示的內容，讓曾經自認為熟悉張愛玲的人都目瞪口 呆。這不是一次粉墨登場的亮相，反倒像一個女人站在舞台上的卸妝。但她的坦率自白，揭露了她和當年汪精衛政府的高官胡蘭成的恩怨情仇，歷經滄桑，還是又愛 又恨。
犀利自剖的《小團圓》，讓「文學的張愛玲」和「歷史的張愛玲」，第一次如此緊密的交纏。文學的驚艷之外，讀者獲得了意外的歷史驚艷與驚訝。
這 是一種「新張愛玲現象」。和過去的「張愛玲現象」不同，讀者不再是在雲裏霧裏看一些動人的故事，為她的文學的風格而感動，如今卻是「對號入座」，發現張愛 玲隱藏了幾十年的隱秘。從她在紐約墮胎到家族的同性戀，從胡蘭成的「劈腿」到他的政治冒險與入獄，都迂迴曲折，亦幻亦真，並同時展示那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年 代的複雜性，不能再用黑白分明的二分法來評價。文學的，竟也是歷史的，開拓了張學研究的新疆界。
張學研究的新疆界，也意外地遇上了新一波 胡蘭成熱與翻案。就在《小團圓》出版熱賣之際，為胡蘭成翻案的書籍亦即將在台灣出版。一股胡蘭成熱也正啟動，煥發出一股要為胡蘭成翻案的強大動力。台灣麥 田集團旗下的如果出版社和印刻文學都有動作，青年歷史學者薛仁明多年研究完成全新的胡蘭成評傳《胡蘭成：天地之始》，重新評價胡蘭成的歷史地位，亦全面肯 定他的文學成就。新傳記也得到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的肯定，跨刀引介，台灣的著名女作家朱天文為其作序。這是台灣引爆的新一波「胡蘭成熱」，與「新張愛玲 現象」恰成對照。
這也是「新張愛玲現象」所蘊藏的巨大諷刺。七十年代張愛玲寫《小團圓》，就是為了抗衡胡蘭成，恐怕台灣作家朱西甯根據胡 蘭成提供的材料寫《張愛玲傳》，而匆匆在十個月內趕寫了十六萬字的小說。但如今拖了三十三年後出版，卻又遇到新一波「胡蘭成熱」崛起。張胡相生相剋，竟是 巧合的異數。
這亦不是第一次「胡蘭成熱」。一九五零年代日本的文化界已經視胡蘭成為「偉大」人物，如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⒑的政策擬定靈魂 人物矢部貞治和胡相會之後就表示：「這位胡先生，我先在報上看過他的文章，還沒有想到他竟是這樣偉大的，他簡直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民族，今天我真不虛此 行。」根據薛仁明的研究，連一九五一年美日準備簽訂和約時，胡蘭成都參與並且協助。後來何應欽將軍訪日，了解日本政黨對胡蘭成的尊崇，間接促成了胡蘭成到 台灣的因緣。
儘管胡蘭成隻身在台灣待的時間不長，且因「漢奸」身份屢遭杯葛。但當年他所影響的年輕人從朱天文、陳玉慧到林谷芳等，都已是文化界的一方重鎮，這是第二波「胡熱」的背景。也因台灣的開放學術氣氛，胡蘭成研究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阻礙，可以順利進行。
《小 團圓》的出版帶出了新一波「胡熱」。儘管張迷們對「負心男人」胡蘭成普遍「恨得牙癢癢」，但張愛玲筆下豐滿的「邵之雍」，也讓讀者有了更多檢視胡蘭成的機 會。為什麼「負面形象」的胡蘭成，對蓬勃的台灣文壇有深切影響？時代的演進，該讓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胡蘭成的功過是否要重新評定？印刻文學的總 編輯初安民就指出，胡蘭成的文學成就，還將重組許多歷史的觀點。
在《小團圓》裏，你看到一個極其複雜的家庭關係：父母各自追求自我生活不理會姐弟倆，母親與姑姑與另一個男子奇怪的三角關係，家族堂表之間常態的亂倫，九莉與母親之間的毫無愛意：「每每露出厭煩的表情，連牽她的手都不自在」。
你 看到一段九莉對邵之雍刻骨銘心的感情。他們相愛：「他迎上來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著他的腿，臉貼在他腿上」，「過了童年就沒有這麼平安過。時間變 得悠長，無窮無盡，是個金色的沙漠，浩浩蕩蕩一無所有，只有嘹亮的音樂，過去未來重門洞開，永生大概只能是這樣」；又恨妒交纏：他四處避難，認識新的女 人，一個又一個，發生關係，甚至也結婚，全不迴避，都告訴她。她難過，「那痛苦像火車一樣轟隆轟隆一天到晚開著，日夜之間沒有一點空隙。一醒過來它就在枕 邊，是隻手錶，走了一夜」。他卻說：「你這樣痛苦也是好的」。到最後，他逃亡前夕，在她家過夜，背對著她。她竟然想到：「廚房裏有一把斬肉的板刀，太沉重 了。還有把切西瓜的長刀，比較伏手。對準那狹窄的金色背脊一刀……」
還有世人所不知道的種種：她在紐約打胎，四個月的胎兒抽水馬桶就沖走；她在邵之雍之後還交往過的電影導演「燕山」（桑弧），「彷彿找回初戀的感覺」。
當然，還有張愛玲作品中前所未見的性描寫，細膩工筆惹來媒體渲染，甚至有報道用上了「堪比《色，戒》」做噱頭。
有 讀者看過《小團圓》，想起幾年前曾風靡中國的電視連續劇《上海往事》（又名《她從海上來》），由台灣戲劇金三角之稱的製作人徐立功、導演丁亞民、編劇王蕙 玲操刀，講述的一個電視版張愛玲傳記。男女主角是趙文瑄和劉若英。許多情節與《小團圓》驚人相似，惹人浮想聯翩。但書中的張愛玲，相比電視裏更冷酷，也更 「自虐」，讓許多曾以為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鏡。
「新張愛玲現象」還包括了它的政治敏感度。中國大陸出版界還不能確定，《小團圓》是否可以不被熘節的出版。北京的十月文藝出版社仍手握簡體版書稿，在等待出版部門的審查結論。
望 眼欲穿的中國大陸「張迷」，不少已親自殺到香港，團購港版《小團圓》，一睹為快。在網絡空間，天涯社區、豆瓣小組、百度貼吧以及張愛玲官網上，有關《小團 圓》的討論已經密密匝匝。有網友跟進轉載了港台幾乎所有媒體的重要報道，亦有人點著《小團圓》，細數裏面提到的男男女女與歷史事件，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半 個藝文圈都給包括了進去。
張愛玲的作品八十年代末期開始進入中國內地，暢銷多年，被奉為時下流行「小資」一代的「教母」。張愛玲的作品， 除了被視為有「反共」色彩的《秧歌》、《赤地之戀》未有簡體版之外，全集也早已在各種出版社以合法或盜版的名義出了個遍。但是，研究張愛玲的人知道，一旦 要深究張或者胡，仍然不知何時就會犯了禁忌。
二零零七年，李安執導的電影《色，戒》風靡兩岸三地，唯有在大陸，掀起了知識界左右兩派激烈 的對抗。自由派學者喜歡《色，戒》探尋人性幽微的努力；另一派學者則用了強烈的語言批判電影「歌頌漢奸」的行為，他們中不乏相當有影響力的人，「中國已然 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這樣的標題聳動一方。
二零零五年，原計劃在上海舉行的「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曾因「不明原因」作罷，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國大陸試圖舉辦張愛玲研究的國際會議，被禁止之後引起各方猜疑。
在中國大陸仍是禁忌當 時研討會的主辦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向亞洲週刊詳細回憶被腰斬的因由：「二零零五年是張愛玲去世十週年，按照中國的傳統，對任何文化名人，逢五、逢 十紀念活動都比較多。魯迅也一樣。作為近代最受重視的作家之一，張愛玲的研討會已經在台灣開過一次，香港嶺南大學也開過，我們想，張愛玲畢竟屬於上海，十 週年時，應該在上海辦一次張愛玲的國際研討會，這樣才完整。但是沒想到另一個問題產生了。」
「二零零五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有 人就認為，在這個時候你來紀念張愛玲是不合時宜的。為什麼？因為她是漢奸的老婆，紀念她，而且是國際研討會，就引起有人的不滿了。原本我們已經把研討會推 遲到國慶節以後，想跟八月的抗戰勝利紀念從時間上扯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但是，有人告狀了。」「這人告狀，告到了王元化先生（著名學者、原上海市宣 傳部部長）。王先生本人對張愛玲雖然並不欣賞，但這是他本人的文學口味，他比較開明，說會是可以開的，只是建議適當延期。」於是研討會又延期到年底。但沒 想到告密者把狀一直告到北京。「最後要求停辦的命令，不是來自上海，而是直接來自中央」，陳子善說：「在政治家的眼光裏，張愛玲算什麼，上海不值得為了一 個張愛玲得罪上面。」
關於《小團圓》，學者陳子善擔憂的便是這部分有關「漢奸」的內容。「怕就怕對號入座。如果你說盛九莉就是張愛玲，邵之雍就是胡蘭成，那會非常危險。《小團圓》如果在內地出版，引起的爭論一定會比《色，戒》更大。」
但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的討論環境，陳子善仍然保持樂觀：「中國既然肯定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在文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反映，就是重新發現張愛玲。八十年代中期，張愛玲的作品重回大陸。一定不可能再推翻，不會走回頭路。」
新張愛玲現象還包括了遲到了的文學豐收。 除了已經面世的十六萬字中文小說《小團圓》，還有兩部英文自傳體小說也已經被宋淇之子宋以朗整理出土，交付出版社談論出版事宜。
它 是二十三萬字的The Book of Change和三十萬字的The Fall of Pagoda。宋以朗表示書稿目前都已經交付出版社審核，可能出版的時間會在二零一零年左右。學者李歐梵看過了The Book of Change三百八十七頁的手稿；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沈雙亦受港大出版社委託，看過超過四百二十 頁的The Fall of Pagoda。兩人共同的驚異是：這兩部英文小說依然是張愛玲的自傳式小說，寫到張愛玲的少女時期，幾乎可以構成《小團圓》的上集。
「英文小說不是很好讀，很多對白，描寫非常細緻，交代很長很複雜的故事。與《小團圓》也有一些重複的時間」，沈雙說，但真正讓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她要把同樣的故事寫來寫去，寫來寫去，晚年她一個人在美國，那個心理狀態是怎樣的？幾乎是自戀式的沉緬在回憶了。」
李 歐梵也有同樣的疑問：「晚期她在美國，是什麼樣的環境，使得她不停地在回憶過去？前後六七十萬字的回憶，那段經歷彷彿真讓她魂牽夢縈。好像普魯斯特的《追 憶似水年華》。」事實上，自從一九五五年到達美國，張愛玲主要的創作皆來源於回憶。讓張愛玲捨不得抽身離去的，是上海嗎？還是那個彷彿「六朝佛像」一樣的 胡蘭成？
緣滅是他，緣起也是他。何況《小團圓》，還遠遠不是傳奇的結尾。
張愛玲曾在給朱西甯的一封信說：自己是個「一句話還沒說完，已經覺得多餘」的人。在《小團圓》中，她寫九莉「什麼都不願告訴人」，「每次破例，也從來得不到滿足與安慰，過後總是懊悔」。
不 知道《小團圓》面世後的張愛玲會不會後悔，學者李歐梵確實在體會過《小團圓》的情路艱難後說：「這本小說的確太過真實了，任何人都不會只覺得它是小說。 《小團圓》值得所有學者嚴肅對待。可以想見，這本小說會引起很多爭論。但這些炒作讓我頗有所感。張愛玲是個非常敏感的人，現在人都逝世十幾年了，該讓她靈 魂安息了。」
張愛玲的生前好友宋淇夫婦，其實早就料到了這一種不同以往的熱潮。無論政治還是八卦，都讓愛護張愛玲的他們警惕，所以三十三年前開始，宋淇夫婦就一直努力阻止《小團圓》面世。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當張愛玲在美國洛杉磯好萊塢東區的一棟公寓內，謄抄完六百二十八頁、十六萬字的《小團圓》手稿時，她選擇的第一讀者，正是身在香港的摯友宋淇夫婦。
張愛玲一生朋友很少，在美國獨居的歲月，幾乎從不出門，不接電話，也不與陌生人接觸，但和宋淇夫婦卻保持了長達四十年的通信往來。寫完《小團圓》，她便將手稿和印刷副本寄給他們，希望 「看看有沒有機會港台同時連載」。
不到一個月後，宋淇寄出一封六頁長信，表達仔細閱讀稿件的震動與感想，但是，他卻力勸張愛玲先不要發表。
一 九七六年，胡蘭成正在台灣的中國文化學院任教，著書立說有一定影響，但由於「漢奸」身份，當地文壇對他一片撻伐。當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山河歲月》。而 同時，張愛玲在台灣正聲名鵲起，台灣又是她唯一的中文出版市場。政治環境嚴酷，作為胡蘭成前妻，張愛玲身份敏感，難免牽扯不清。
一波三折小團圓宋 淇在信裏勸她：「可以想像到一定會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張愛玲，邵之雍就是胡蘭成。張愛玲明知他的身份和為人，還是同他好，然後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此應 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個人踢上一腳，恨不得踏死你為止。」他人口舌之外，宋淇又擔心胡蘭成會借此大出風頭：「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裏抓得著什 麼就是什麼，結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
張愛玲認同宋淇的顧慮，厚厚一繍手稿從此鎖進宋家的抽屜。儘管之後多年，張愛玲一直對《小團圓》修修改改，卻憚於台灣的政治氣候和書中涉及的複雜人事關係，《小團圓》始終沒有面世。
一九九二年，張愛玲寫下遺囑，指定宋淇夫婦為自己全部遺產的繼承人。將遺囑寄給宋淇夫婦時，她並隨遺囑曾附上信件，交代了自己作品的處理方式，關於《小團圓》，她寫了這麼一句：「《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七十五歲的張愛玲逝世於洛杉磯公寓，當時身邊沒有一個人，恰逢中秋節，團圓夜。
後來，宋淇、鄺文美夫婦也相繼離世。二零零七年，宋淇之子宋以朗接替父母，正式成為張愛玲遺產的執行人。在整理了張的所有遺作之後，宋以朗做出一個備受爭議的決定，讓《小團圓》重見天日。
二 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冠正式出版《小團圓》，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作家張小虹在《小團圓》發布四天後，在《聯合報》撰文嚴厲指出，《小團圓》封存三十 三年後出版，是違背了張愛玲原意的「合法盜版」，自己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只能以『拒買、拒讀、拒評』《小團圓》，聊表對張愛玲寫作生涯最基本的敬 意」。
宋以朗對此很無奈：「一九九二年她的確說要銷毀，但那是一封信，不是遺囑。信是選擇性的，與遺囑不同。九二年叫我銷毀，怎知九三年 沒有叫我不要。批評的人並沒有看到全部的信件。」宋以朗查到了一九九三年張愛玲與出版社編輯的通信，其中再次提到《小團圓》：「《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 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
「當年若非宋淇把關，指出胡蘭成與台灣政治的問題，《小團圓》早已在一九七六年發表了。既然這些問題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決定直接發表當時的原稿，不作任何熘改。」宋以朗在最終出版的前言中解釋。
《小團圓》畢竟擺滿了台港各個書店的書架，「杯葛」沒有見效，張學專家也衷心感謝宋以朗做出的決定。
陳 子善是正宗的「張迷」，自從一九八七年第一次發現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小艾》開始，便致力於研究、發掘、整理張愛玲的作品與生平。他對亞洲週刊說：「我有一 點基本看法，對於一個大作家，後來人應該做的，是把她所有留下來的文字的東西，都能陸續公布出來。包括她生前已經發表、沒有集結成書的，加以整理和公布； 以及她還沒有發表的文字，仍然應該盡量發表。日本或西方，對待前輩作家的遺產都是同樣的方法。我很感謝宋以朗先生讓《小團圓》能夠與世人見面，這部非同凡 響的作品，會給張學研究開拓新的疆界。」只是當年涉及政治雷區及人事關係的問題，到二零零九年的此刻，也並未完全褪盡。李歐梵強調：「這是張愛玲的瀝血之 作，許多地方，已經是她書寫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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