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籌卒年辨：墓誌解讀的陷阱

關於黃海籌的生平事蹟簡介，可以先讀讀南院安老師《黄吉宸．黄海筹．黄羲初》

黃海籌去世後葬於新山綿裕亭之野，之後疑曾經遷墓，原墓址的墓碑已經被敲斷，但所幸殘存的半截碑文恰巧就是『海籌黃府君』，祖籍台山瀛洲村，因此可以確信是黃海籌之墓。

黃海籌墓的規模不小，且地理位置甚佳，居高臨下，墓肩、祭台和墓埕都有娘惹瓷磚裝飾，造型呈『廣府墓』+現代主義風格混合，頗具時代色彩。

查吳華老師曾經在《黃樹芬其人其事》一書中，撰有黃海籌（即黃樹芬父親）的傳略如下：

吳氏在上文中清楚寫到“1931年，黃海籌逝世於新山，享年五十五歲”。這段句子和墓誌產生了矛盾，因為1931年和墓柱上的民國三十年/辛已年（1941年）相去甚遠！

眉頭皺一皺，感覺事情不單純...

為了釐清這個矛盾，我想過要上網檢索《新國民日報》尋找卟聞，但這僅是比大海撈針輕鬆一點的“”池中撈沙“...

忽然靈機一動：既然黃海籌和黃樹芬都與寬柔學校息息相關，為何不從戰前校刊找起？

結果，感謝許雲樵，1931年六月八日附載於《新國民日報》的《寬柔校刊》，果不期然！

這份校刊是時任教務主任的許雲樵主編，該年五月才開始刊行，結果就那麼巧留下了黃海籌卒年的記錄，果真是實現了許雲樵編校刊的『使命』：

『要搜集以往一十八年的史料，作一個有系統的整理，留下現時的痕迹，供後來者的改進，不要再教人同樣地抱憾！』

——許雲樵《寬柔發刊詞》，寬柔學校校刊創刊號，星洲新國民日報，1931年5月11日。

說回黃海籌。身為尋墓人，如果當初只相信墓柱，搞不好就會鬧出『黃海籌卒年雙胞案』的烏龍。此外，再對照回斷碑的墓誌上的『十年五月九日』，可猜測其原文可能是『民國二十年五月九日』，換句話說，民國時期的墓誌中，日期不一定採用農曆系統。

那麼墓柱上的日期（中華民國三十年/辛已八月吉日）又何解呢？既然不是卒年，也不是下葬日（1931年5月15日），那便應該是1941年其後人為他裝修佳城的『重修日』了。

總而言之，黃海籌的案例讓我學到了一個教訓：墓誌的解讀，必須配合其他史料的交叉考證，盲目採信墓碑，是會被今人恥笑，古人無言的！


順便摘錄南洋名人集傳（卷2下，pg. 76）的黃海籌條目於此：

《南洋名人集傳.卷2下》的成書年代是1920年代後期，記載細節較多，其中的『台山黃氏植本學校』，據網上說法，即是今天台山市的植本小學，為台山旅南洋華僑在1917年創辦的。黃海籌出身文墨，在南洋投身革命和文教事業，同時也把新式教育帶回原鄉，實在不簡單。

至於泰和當，新山老巴剎舊址旁只有泰和堂中藥店，倒不知兩者有否淵源。經營當鋪的家族背景不知是否是影響黃樹芬畢生對銀行金融業頗有憧憬的原因。對照那位做僑匯做到創辦銀行的余仁生家族，相似之處，相異之末，足引後人深索。

墓地上的唐傘

雖然我對於國內某些政客和好事者屢屢宣稱我國是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說法不敢苟同，但無可否認的是我們確實是一個穆斯林佔大多數的國家。即便如此，我們周遭的非穆斯林文史工作者，大多數都不曾介入有關穆斯林的文史研究中。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語言或信仰的區隔，更多時候其實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氛圍裡，非穆斯林學人對於穆斯林課題所抱持的偏見和自我審查（Self Censorship)使然。在一個跨文化多元社會裡，多元的知識和視角無法有效的協同研究，其實是一件多麼遺憾的事情。

最近驾车路过我家附近的某座穆斯林坟场，無意間看到这样的画面：

當下我就傻了：這不是唐傘嗎？

關於唐傘（油紙傘）的wiki介紹請按這裡

在那個當下，以我淺薄的對穆斯林喪葬習俗的認知，唐傘絕對是突兀的存在。碰巧墓旁坐著一對馬來老夫妻在念經，我既想下車借問，又唯恐冒犯，駕著車子兜了三圈，才鼓起勇氣，碰巧老夫妻的誦經也差不多結束了，我立刻硬著頭皮...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硬什麼頭皮，因為Pak Cik 和 Mak Cik都非常和藹可親，而他們遵循本地穆斯林的習俗：齋戒月到墓地給自己的親人（母親）誦經，類似於華人的清明掃墓。我問他們關於這座唐傘墳墓的事情，頭戴哈芝帽的Pak Cik曰：

他並不認識這座墳墓的主人，但顯然這是一座新下葬的墳墓，墓主是一名女性（那一區是女性專區），傘（Payung）插在墓首（即亡者的頭部方向），據他所知，是女性穆斯林下葬才有的作法（他也指出，墓上撒了很多花瓣，也是女性墓的特徵。）而插傘的用意是避免亡者遭受陽光暴晒之苦，也可以通過種植其他闊葉植物來代替。

（照片後方還有一把殘破的唐傘掛在樹上，可見並非孤例）

關於哈芝的說法，我回家翻查手上寥寥無幾的參考資料，發現類似的說法其實有出現在伊斯蘭聖訓（Hadith）裡：

据伊本·阿拔斯传述，先知经过两座坟墓时说道：“他俩确实正在受刑，但并非因犯大罪；其中一人长期不控尽小便，而另一人长期拨弄是非。”接着他拾了一根绿椰枣树枝，折成两半截，在每个坟墓上各插了一半，人们问：“真主的使者啊！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说：“只要这两根树枝不干枯，他两人所受的刑罚的痛苦或许能减轻些。” ——Bukhari, Book 8, Volume 73, Hadith 78: Good Manners and Form

砂勞越美里（Miri）的某個穆斯林墳場，請注意左後方有把雨傘打在墳墓上（網絡）

相對於油紙傘，這個則屬於超寫實風格（網絡）

所以在伊斯蘭教義中，確實有『墓前插樹枝減輕亡者罪苦』的描述，問題是在比較崇尚『正統教義』的伊斯蘭社群中，墓葬儀式裡是不允許有唐傘這類『非伊斯蘭』陪葬品或裝飾物的，其中甚至有明文禁止擺放雨傘，如一段在馬來文網絡廣為流傳的經注曰：

Berkata Imam al-Baghawi rahimahullah: Dilarang (diharamkan) dari meletak payung di atas kubur, kerana Umar radhiallahu anhu setelah melihat payung di atas kubur maka beliau menyuruh agar dibuang payung tersebut dan berkata: Biarkanlah amalnya yang memayungkannya.

但值得注意是，al-Baghawi本身是公元十一世紀末、十二世紀初波斯的伊斯蘭法理學家，屬於遜尼（Sunni）派的沙非儀（Shafi'i）教法學派，而我國在官方伊斯蘭教方面，即奉此學派為正朔。

話說回來，在馬來西亞穆斯林社群的日常生活和儀式中，本來就保留了很多『非穆斯林』的特徵，例如最明顯的Dato Keramat信仰。在墳墓擺上雨傘的做法，既體現了某種前伊斯蘭時期（Pre-Islamic Period）儀式的意識遺留（相信亡靈會受乾渴之苦），一定程度上又符合伊斯蘭聖訓裡所述先知『折枝遮墓』的邏輯。至於官方伊斯蘭倫理接不接受這種做法，那又是另一回事。

富麗堂皇美輪美奐的柔佛王陵（Makam Mahmoodiah, ca 1910, 摘自網絡）

但是，在雨傘方面選擇『唐傘』，又令人不由自主的想起漢人墓葬文化的『遮魂傘』，網上能查到的用法大致有三種：

其一：黑傘遮像
其二：圓墳插傘
其三：不看清朝天

由此可見，在漢人殯葬風俗裡遮魂傘的功能，和馬來民間這種所謂墓傘（Payung Kubur）的功能，其實是有雷同之處的。因此，在穆斯林墓地上出現的唐傘，有沒有可能亦是眾多跨文化融合中，其中一個潛移默化的殊例？進而論之，向來就是文化身份認同至關重要一環的死亡儀式，不同族群的墓葬文化在我國，究竟是如何互動的？

又有多少美麗邂逅，在這片季風交會的土地上，隱藏在劃地自限的世代氛圍裡呢......

鍵盤考證學：甘蜜的緣起

在上一篇的《鍵盤考證學：甘蜜與兒茶》文中，我們分析了甘蜜和兒茶的異同點。簡言之，甘蜜（Gambir）不等同於兒茶或烏爹泥。因此，甘蜜的起源，無法在中文文獻中得到很好的參考，必須跳出百度的框框，走進更寬廣的維度——GOOGLE——去尋覓。

早年的甘蜜園與華工（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收藏）

我們先從名稱入手。

既然甘蜜/兒茶有傻傻分不清楚的淵源，我們不妨就先談談兒茶（Catechu）在歷史地域裡的諸多異名：

在梵文中，兒茶發音作“Khaira”，所謂孩兒茶的“孩兒”，可能便是“Khaira”的轉音。
在淡米爾語中，兒茶發音作“Vodalay”，所謂“烏爹泥”、“烏爹土”、“烏丁泥”等，都是其轉音。
在泰語中，兒茶發音作“Sisiat”，汪大淵提到的別名“胥失之”，乃其音轉。
在韓語，兒茶發音作“Acha”，即漢語的兒茶是也。

比較特別的是日語裡的兒茶，漢字發音作Jincha，製品稱為Asenyaku，漢字寫作阿仙藥，外國人稱Terra Japonica，意即『日本土』，乃因過去歐人誤以為這玩意來自日本所致。

仁丹，一種添加了甘蜜成分的日本漢藥（網絡）

那麼，作為東印度群島的原生植物，學名曰Uncaria Gambir Roxb.、簡稱Gambir的甘蜜，其名字究竟是源自何處？

在印尼爪哇有一個名叫Gambir的火車站，根據當地一篇報導指稱，當地地名早在19世紀已存在，至於命名的緣由有兩種說法：

1. 當地叢林裡，長有大量甘蜜樹；
2. 最早開發當地的荷蘭官員是一個法裔雷珍南（Letnan），尊姓Gambier。

更巧的是，Gambier在歐洲是確有此姓。在英國曾有James Gambier，是受封男爵的海軍司令，在前不列顛殖民地中，舉凡被冠以Gambier的地名，絕大多數都是紀念他的。

“甘蜜”男爵 · James Gambier（wiki）

所以，甘蜜命名的由來，真的是源於Gambier嗎？

故事還沒說完。

17世紀後半葉，德裔植物學家格奧爾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僱員身份，在安汶群島埋頭苦寫他的六卷本傳奇巨著：《安汶植物志》（Herbarium Amboinense，1745年出版）。

Georg Eberhard Rumphius（網絡）

在這部巨著中，我們首次看到了甘蜜的名字，和身影：

甘蜜植物介紹（《安汶植物誌》）

甘蜜樹素描（《安汶植物誌》）

作為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Rumphius將這種植物命名為Funis Uncatus，同時記錄其馬來別名為Kayl-kayl（按：即Kait-Kait，鉤藤植物的馬來文名稱），Kekabir（按：疑為Kait-kait的疊寫——Kekait之誤），bulu-bulu（按：和Kait-Kait類似，以鬚毛狀的鉤藤為特徵命名）等。

據Rumphius所述，在爪哇一帶，這種植物常常被栽種於屋外，以聞其花朵之清香。同時，由於這種植物的葉子咀嚼後，帶有類似檳榔的甘澀味，因此又被當地人稱作Daun gatta gambir，稱為咀嚼栳葉時的檳榔替代品。

Daun gatta gambir，據後世學者的考證，Gatta（Gitta，Gutta）源於印度，即馬來文的Getah，樹脂。所謂Gatta gambir，是淡米爾文Cattacamboo的音轉，即南印度語系裡，檳榔膏/兒茶膏的意思。（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820；Materia Indica, 1826）

雖然Rumphius曾經就Daun Gatta Gambir的問題，於1684年，和人在馬六甲的荷裔東方博物學家Herbert de Jager書信交流，我們卻仍沒有證據能說明，在18世紀以前，Daun Gatta Gambir就已經被熬煮加工，成為檳榔膏或兒茶/烏爹泥的替代品。

無論如何，Rumphius在四百年前的記錄，是甘蜜這種植物在科學史上，首次以Gambir的名稱聞世。

至於甘蜜何時被當作一種商品來記述，可追溯到1758年。1780年，一名荷蘭商人向巴達維亞藝術科學學會（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報告了有關甘蜜這種植物如何在1758年從笨珍（按：Pontjan，或誤傳，疑應為廖內群島）帶入馬六甲，它的加工過程，以及相關成品的種類和價格等。（Pharmacographia, 1879）

荷蘭商人的甘蜜報告（巴達維亞藝術科學學會學報）

1758年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參照點，因為廖內早在18世紀40年代便開始有華工參與的甘蜜園種植（《劍橋東南亞史》，卷一），因此在1750年代出現甘蜜製成品的流通，是合理的描述。

1807年，曾擔任印度亞洲學會秘書的殖民地官員、植物學家William Hunter，則寫了另一份關於甘蜜（他稱之為Nauclea Gambir）的植物學研究報告，並刊登在英國林奈學會學報上，基本上明確區分了兒茶與甘蜜的本質和特徵。（Transaction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vol.6, 1808）

最難能可貴的是，W.Hunter在文中轉載了一張甘蜜的素描，對比Rumphius的繪本，讓我們得以一窺植物學的進步：

甘蜜樹素描（《林奈學會學報》）

上述素描，比法夸爾的版本更專業，也已非常貼近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甘蜜樹實體。

值得一提的是，在W.Hunter的文章中，1807年的甘蜜雖然已經在馬六甲、錫國（Siak）、廖內等地種植和加工，但成品主要仍是用作嚼檳榔的添加物，只有劣質品才出口到巴達維亞和中國，供染布和鞣皮用途；東方學學者、印度尼西亞研究先驅William Marsden在他1783年初版、1811年第三次修訂的《蘇門答臘史》（The History of Sumatra）中，也提到甘蜜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在錫國、甘巴、英得齊利和東蘇門答臘的種植，但也仍局限於甘蜜的藥用和嚼檳榔用途。

但是實際上W.Hunter早就發現甘蜜的染色和鞣皮潛能，而歐洲在19世紀初也開始實驗性質的使用甘蜜或兒茶進行染布作業。（Natural Dyes and Home Dyeing, 2012）

一直等到1830年代，英國才開始大量引進甘蜜和兒茶，以供染布用途。1834年，英國撤銷對甘蜜的入口稅，新加坡開始崛起成為甘蜜種植和貿易的中心。1850年代以降，柔佛則在新加坡華商資本和勞動力的輸入下，成為世界最大甘蜜出口國。（潘醒農，1993）

到了1870年代，絕大部分的甘蜜用途已經轉向染布和鞣皮。以1872年為例，銷往英國的甘蜜超過2萬噸，總值高達45萬英鎊。1876年，廖內和馬來半島的甘蜜總銷量甚至超過了5萬噸。（Pharmacographia, 1879）

柔佛甘蜜種植的盛況一直持續到1890年代才逐漸走下坡，直到1920年代港主制度結束後消失殆盡。

作為染料的1887年甘蜜塊樣本（澳洲維多利亞博物館藏）

因此，作為一種東南亞的原生品種，甘蜜之名源自印度，透過洋學者辯證廣傳，再由華人進行經濟種植和加工的技術改良，最後與工業革命融合，深深影響廖內新加坡和柔佛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雖然甘蜜已經從我們身邊消失，我們仍然能通過回顧它的精彩過去，感受一段跨越四百年的時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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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時間：

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即將推出2014年度特展——《甘蜜胡椒展》（名稱暫定），屆時不僅將有豐富的相關史料，還有雄偉的模型實況再現，以及在本地消失已久、特地從廖內尋回的甘蜜塊展出！敬請各界多多關注！

文物館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5535966007/

黃亞福故居方位彌論

不久前，本人曾經寫過一篇《黃亞福故居的方位》，其中大言不慚的提到：

『若論當年James Meldrum的Iskander Hall大門，是面向他1860年代設於紗玉河口的火鋸廠，當時的Tanjung Puteri，還是一個小漁村....』

當時會寫這麼一段話，主要是因為在Datin Patricia Lim的大作《Johor: Local History, Local Landscapes 1855–1957》裡，引用了這張老照片，同時清清楚楚註解說，上面那個有根大煙囪的房子，就是Iskander Hall：

可是，家父在看了這張照片和他笨兒子的文章後，表示：

這絕對不是Iskandar Hall！不是Iskandar Hall！！！

當然，年晉六旬的家父，沒有學肯德基在地上滾，更沒有藍貓提供時光機回去考察；他的理論很簡單：

那麼大根煙囪，產生的熱和灰塵那麼多，Dato Meldrum何許人也，根本不可能住在旁邊好不好！

就當我自以為看的書比他吃的鹽多，想反駁時，家父竟然提出了讓我折服到在地上滾的證據：

這張繪測圖也出自Datin Patricia Lim的同一本大作，雖然沒有志明年份，但根據圖中標明“Wong Ah Fook”、火鋸廠、以及沒有鐵路的特徵，估計最遲也是1910或20年代的產物。

家父：『你拿這張圖去比對google map看看吧，你會發現黃亞福故居和Iskandar Hall的距離超遠，那張照片裡的根本就不是Iskander Hall！』

而強者我家父還真的做了：在透明塑料folder上臨摹，然後放在電腦熒幕上和google map重疊...

這種傳統與現代融合的實踐精神，真的讓他的懶兒子，慚愧的無地自容...

於是，photoshop白痴的我，用小畫家來製圖，結果：

非常爆料。

多虧新山老巴剎的環形公路（Jalan Segget）至今未改，我們可以很輕易以它為參照點進行定位。紅色圈圈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黃亞福故居』位置，藍色圈圈是繪測圖的Iskander Hall位置。

如果這份繪製嚴謹的繪測圖是準確的，那Iskander Hall則並非Datin或一般人所認知的，在如今Bukit Meldrum上、Grand Blue Wave Hotel的位置；而是更靠近海邊的，即從前的Tanjong Puteri、莫迪卡公園、羅里報稅關卡，今天中國富力地產投資的無敵海景地段。

想在Iskander Hall故址買樓炒地皮的請按這裡查閱詳情


而這麼一來，可見『黃亞福故居』雖然坐落在今天的Bukit Meldrum上，但在過去，其地段看來還是屬於黃亞福的，因此我在此前所謂『黃亞福故居必然是在1904年Meldrum去世之後方可能取代Iskander Hall而蓋』的假設，已經自打嘴巴，正式破產了。

所以，在新史料出現之前，目前對於『黃亞福故居』的斷代，主要還是只能靠建築材料來推測。至於Iskander Hall的探源，手上資料甚多，宜另開新篇討論。

但對於家父從常識出發，神乎其技的敏銳靈感，身為即將去讀所謂歷史學博士班的蠢兒子，我只能坦誠表示：

同時，僅以此篇自婊+吹捧文，作為本年度父親節獻禮～～～

鍵盤考證學：甘蜜與兒茶

時值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換展之際，為籌備下一輪特展，館長請我幫忙查找有關甘蜜（Gambir）的背景資料，身為居家好阿宅，我當然選擇先從網絡著手：

Wikipedia裡的甘蜜介紹

從wiki的介紹可以看出，甘蜜樹的學名是Uncaria Gambir Roxb., 是茜草科（Rubiaceae）之下的鉤藤屬（Uncaria）植物。

同樣是鉤藤屬，華鉤藤（Uncaria Sinensis）和其他生長於中國境內的鉤藤植物，無論是中藥裡的名稱、製作方式和功效都和甘蜜不盡相同，對鉤藤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這裡。

至於傳統上如何從甘蜜樹加工成甘蜜塊，潘醒農曾經寫過詳細的專文介紹，在此就不贅述了。

關於甘蜜的用途，潘氏曰：

『1835 年以前，大多數甘蜜只是輸往爪哇、西里伯群島、暹羅和中國，因當時雖然歐洲人懂得甘蜜的功用在於鞣革和染色.......』

在劉怡君和其指導教授陳國川合著、關於戰前新加坡義順農業土地利用的論文裡，則轉引潘醒農和Trocki的敘述，更加詳細的介紹了甘蜜的名稱、用途和早期通路情況如下：

『甘蜜（Uncaria Gambier），別稱干芭兒茶、阿仙藤、棕兒茶、兒茶，屬茜草科鉤藤屬，是一種含有丹寧酸（tannin，或稱鞣酸）的植物，原產於馬來半島、爪哇和蘇門答臘。甘蜜葉及葉枝以水煎熬成膏狀物，可供藥用，同時也是鞣製皮革的媒介4，另可做為染料，除此之外，又是嚼檳榔所不可少的配料，故又稱檳榔膏......甘蜜生產是馬來人傳統的職業，從17 世紀中葉開始即成為蘇門答臘、馬來半島西海岸、西爪哇早期貿易的項目之一。18 世紀，中國人開始使用甘蜜做為皮革的鞣革劑，爾後促進這個地區甘蜜的種植。1740 年鄰近新加坡的廖內群島開闢了甘蜜種植園，並且雇用華人苦力（Chinese coolies）做為種植工，1784 年則開始有華人在廖內同時種植甘蜜與胡椒兩種經濟作物，以滿足東方與西方貿易－中國的鞣革原料和本地人所需的檳榔嚼塊（betel quid），以及歐洲亟需的香料－的需求......』

作為經濟作物，尚存於廖內群島的甘蜜樹

由此可知，無論是18世紀的中國，還是19世紀的歐洲，進口甘蜜主要是作為染料和鞣皮用途。但是，除了染色和嚼檳榔之外，甘蜜尚有藥用的功能。在一本關於藤蔓植物的英文著作中，列舉了不少甘蜜在東南亞和南亞的用途，包括消化不良（蘇門答臘）、收斂止血（印尼）、腹瀉（印度）和釀酒的澄清劑等等。

在另一本關於天然染色的英文著作裡，不僅敘述了甘蜜在歐美染料史的興衰，還引出了另一名詞：Catechu。

Wikipedia裡的Catechu（兒茶）介紹


上述著作中，將Gambir列於Catechu之下，並指出一共有三種（其實是不同植物）的Catechu：

Bengal Catechu = 萃取自Acacia Catechu，即兒茶樹
Bombay Catechu = 萃取自Areca nuts，即檳榔果
Gambir Catechu = 萃取自Uncaria Gambir，即甘蜜

雖然是三種不同植物，但由於都含有豐富的Catechin（兒茶素）和Tannic Acid（單寧酸），構成他們食用和染色的基本共性。

兒茶素是黃烷醇類茶多酚的主要成員，在我們的日常飲食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既然甘蜜與兒茶有關，那是否它也曾以『兒茶』的身份出現在中國呢？

Acacia Catechu（兒茶樹）的地理分佈情況

出處請按這裡

網絡上將兒茶來歷考證得最好的中文文章是陳高華的《孩兒茶小考》，將兒茶出現在中國的歷史推前到14世紀初（1304年）。但作者通篇將兒茶（烏爹泥）視為Acacia Catechu，似與甘蜜無關。

但是在另一個網站裡關於兒茶的條目，引述了沈保安的考釋，則認為本草綱目裡的『烏爹泥』有分為『出南番爪哇、暹羅、寮國諸國』和『今雲南等地造之』兩種，前者是甘蜜，後者是Acacia Catechu（兒茶樹）。

雖然兒茶（烏爹泥）在歷史上的身份似乎仍有爭議，但是在當今成品方面卻有一定的分別，例如上述網站就把兒茶分為甘蜜製成的『棕兒茶/方兒茶』和兒茶樹製成的『黑兒茶』，另一個網站則分為甘蜜製成的『方兒茶』和兒茶樹製成的『兒茶膏』。

有趣的是，中醫網站上對兒茶製成品的分類，在一個英文植物學網站上也有類似的區分，分別是甘蜜製成的Pale Catechu（黑或褐色的方塊物）和兒茶樹製成的Black Catechu（亮黑色的餅狀物）。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網站也指出，Pale Catechu主要被用於染色。無獨有偶，在一個歐洲的植物提煉公司網站裡也指出，甘蜜製品比兒茶樹製品更適合用於染色（較不易出現染斑），而後者則更多用於製藥和咀嚼。

Uncaria Gambir，甘蜜樹（法夸爾編繪，1803-1818年）

說到底，雖然在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甘蜜/兒茶的採製歷史悠久，但在中藥方面，兒茶不全然就是甘蜜；而自18世紀以來，在廖內和新馬一帶大量種植的甘蜜，無論是銷往東亞或歐洲，都著重於染色和鞣皮功能，其次是藥用。姑且不論Catechu，即便是甘蜜，在植物學上也有很多“姐妹”（鉤藤屬之下有約70個品種...），這是我們在討論甘蜜的品種與種植史時，所務必要注意的。

 正在進行曬製過程的甘蜜塊

至於甘蜜命名的由來，就讓我們下篇再繼續吧。

寬中合唱團成立年份考

前言曰：

寬中合唱團的成立年份素來略有爭議，今其『創團40週年慶』在即，謹奉家慈命，調閱寬柔中學歷年畢業刊，鑽研之。

（補注：根據《寬柔記事本末》的說法和我在校史檔案中讀到的片段，其實早在1955年，寬中便存在著“非校方”的歌詠隊，在那個年代，這種自發成立的學生團體，通常都是“左左”的；而開始擁有“校方認可”身份的合唱組織，目前最早只能追溯到1967-1968年而已）


1967年：

這一年，為了歡慶寬柔大禮堂落成，學校組織了遊藝晚會。

節目包括了大合唱，曲目其中之一，即《葡萄成熟了》。

在寬中歷年畢業刊裡，這是第一次出現“大合唱”表演的照片。

1968年：

這一年的畢業刊，沒有刊載任何有關課外活動的介紹，略過。

1969年：

這一年的畢業刊非常重要，因為她不僅佐證了1967年合唱團開始活動的團史，以及彭宜旺老師是合唱團指導外，還列舉了三年來的活動內容如下：

1. 1967年以來，先後數次參加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新山分台的廣播；
2. 1969年，在鄭忠信校長指示下，在幾次周會上練習演出，演唱國歌和校歌；
3. 1969年，參加康文女中（Convent Girl School）舉行的全新山中學合唱團歌唱比賽，受評為男聲最佳合唱團；
4. 1969年11月，在寬中籌募工藝科學館建築基金的遊藝晚會上，與戲劇研究會一同演出，演唱“數十首”的“健康文藝歌曲”給校外人士欣賞。

1969年合唱團團照，居中為指導老師彭宜旺

1970年：

這一年，合唱團指導老師換人，由剛從台灣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系（第十八屆，照算是陳徽崇老師的學姐）畢業回國的黃麗妹老師接任。

穿著打扮摩登的黃麗妹老師

這一年的團史記錄較前一年詳盡，計包括：

1. 將創團年份定為1968年初旬，可見1967年《葡萄成熟時》的階段，團務組織尚未真正成型；
2. 1968年，合唱團團員人數為3-40名，這種人員規模基本保持到1970年；但若加上附屬於合唱團的童聲合唱團（供初一學生參加），1970年團員總人數則可達百人；
2. 1969年，除了童聲合唱團，合唱團在組織上竟然也包含了口琴組和軍樂隊；
（補注：1969年畢業刊裡，軍樂隊已有專頁介紹，指導老師也是彭宜旺；口琴組則未見刊載）
3. 1970年，組成音樂研究會，可能即是往後校史中偶爾出現的“音樂學會”，同年主辦“全校合唱比賽”和“全校各班舞蹈比賽”（見1971年畢業刊）；
4. 1970年的合唱團，每週下午放學後，在音樂室固定練習1-2次；
5. 1970年，合唱團在校內表演次數多不勝數，年底還在周會時間舉辦“盛大之音樂欣賞會”。

 1970年合唱團團照，居中為指導老師黃麗妹

1971年：

這一年的畢業刊非常悲催，合唱團不知何故，消失於課外活動介紹中。但是在教師簡介中，又標明了翁享源老師是“合唱團指導”：

取代離職的黃麗妹，成為合唱團指導和音樂老師的翁享源師

即便如此，在1971年畢業刊的校歷中，仍可看到“歌詠隊”的身影：

所謂“歌詠隊”，應該就是合唱團的“別稱”（為什麼敢說？因為家慈當年是合唱團員啊），還在該年9月13號和戲劇研究會聯袂演出中，童聲合唱了五首歌。

1970年，音樂學會舉辦全校合唱比賽 

可能因為合唱比賽太成功，所以被校方追加主辦全校各班舞蹈比賽...

音樂學會竟然負責舉辦舞蹈比賽，這大概也算是一樁校史奇聞了！

1972年：

這一年，合唱團重返畢業刊，內容頗多：

首先，雖然拍照角度和去年（1971）幾乎一模一樣，翁享源已不再兼任合唱團指導；

而去年當過“歌詠隊”伴奏的胡淑貞老師，成為了合唱團顧問；

但合唱團真正的指導，是新任音樂老師的沈炳光老師。

從團史記載可知，1972年的合唱團，成員達到60名，童聲合唱團似乎不再存在，而常年活動則包括舉辦“全校華文文藝歌曲歌唱比賽”和校慶遊藝晚會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恰如1968年團史的文本，1972年的團史依然充斥着“進步思維”，例如“在糜糜之音充斥社會的今日，提倡健康文藝的歌曲音樂”這樣的句子，聽起來就是“左左”的。

全校華文文藝歌曲歌唱比賽高中冠軍 ——高三乙（文商）

經典的《葡萄成熟了》又出現了...

1973年：

1973年是很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寬中竟同時有三位音樂老師：

終於換了角度的翁老師...
（請注意他仍舊是音樂老師）

終於“擺脫”合唱團的胡老師，可以專心教英文了

新來的龍慶珠老師，兼教音樂，

同時也是合唱團負責老師 

 同樣新來的陳徽崇老師，雖然是音樂老師，
卻似乎與當時的合唱團“無緣”

參考當年的合唱團團史，我們得知：
1. 合唱團負責老師是龍慶珠老師，包括表演時的指揮也是她；
2. 團史記載曰團齡5年，可見當時仍奉1968年為創團年份（所謂1963年應是筆誤）；
3. 團員人數在下半年激增逾倍，達百人之多；
4. 連續第三年舉辦全校歌唱比賽；
5. 除了在一次週會"短暫表演"，也參與校慶演出；
6. 從團史文本來看，用辭可說比前一年更加“左”：相對於外界流行的“灰黃靡靡之音”，合唱團要提倡的是“優美、富於教育意義的正統音樂”。

當年校慶遊藝晚會，合唱團一共表演四首曲目，其中有兩首還是“四部混聲大合唱”，

說明1973年的寬中合唱團，是具備某種程度的專業聲樂合唱能力的。

（補注：第4首混聲大合唱《愛我寬柔》，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寬柔愛校歌曲！）

 校慶百人合唱團

1974年：

但是，到了1974年，離奇的事情發生了：

首先，整本畢業刊，只有一名初三畢業生有註明是合唱團團員，

這點非常離奇：去年那個人數可達百人的合唱團，隔年竟然只有一人畢業？

是怎樣的世代斷層，才能達到的這種結果？？？

張梅媚，1974年的One & Only合唱團畢業生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師資變動：

首先，翁享源老師擺出和去年一模一樣的姿勢，繼續當音樂老師；

龍慶珠老師則不再擔任音樂老師；

 想當然，陳徽崇老師繼續教音樂。

同樣想當然爾，陳老師便是這一年的合唱團指導老師。

從這一年的合唱團團史，我們驚訝的發現：
1. 1973年以前的團史“失踪”了；
2. 團史從1974年5月21日，陳老師成立初一童聲合唱團的那一刻，重新算起；
3. 童聲合唱團八十餘人，除此之外，沒有記錄任何非初一團員的存在；
4. “陳老師希望本團能完成六年的長期訓練，使本校擁有一個合格的合唱團”

由此看來，1968年版合唱團，真的被1974年版“六年養成計劃”的童聲合唱團，徹底砍掉重練，變成黑歷史了。而前者“被失踪”的原因，或許就在所謂“合格”二字上。

另外一個明顯的差異是，1974年的團史文本，再也看不到過去那種“打倒灰黃”的左派文風，合唱團宗旨，也從之前的“提倡健康正統文藝歌曲”，轉為“學習更多音樂知識，促發音樂興趣”。

 這就是所謂的安哥隆（Angklung）樂隊

1975年：

這一年的畢業刊，合唱團團史延續前一年的基調，除了日期不同（5月11日）外，奉“1974年版童聲合唱團”為正朔，從此為合唱團創立年份定調，綿延至今40年矣。

 “本團自成立以來，只有二年的歷史”

跋曰：

僅僅從歷屆畢業刊的資料整理即可知，寬中至少從1968年起便擁有合唱團，直到1974年才因為某種原因被“重新開機”。至於個中緣由，或許是新指導老師的堅持，或許是校方對校內左派思潮採取的行動，若要釐清，則需要參考更多史料，包括關鍵年份的團友訪問等等。

以上，就是本人廿四孝的母親節遲到賀禮，望家慈笑納，也獻給所有和家慈一樣關心合唱團史的所有校友師長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