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提到,孖九的好友Dom兩星期前第一次參加100英里(160公里)越野賽——《Kodiak 100》。這場比賽在美國加州東岸大熊湖(Big Bear Lake)附近舉行,大部分賽道在海拔2千米以上,累計爬升5千米左右。查看往績,冠軍時間大約是22小時。按照Dom的實力推算,大約需時25至28小時,相當於每小時大約6公里。
今次Dom指派了三名「親信」支援他,包括他的女友Colleen和Colleen的媽媽。兩人負責照顧Dom的一切所需:補充軍糧、補搽防曬、按摩小腿……服務應有盡有。孖九的工作是陪跑,唯一任務是將Dom帶回終點。按照計劃,孖九三人將在9英里和31英里的補給站與Dom會合,而孖九則會由52英里開始加入戰團。
比賽在星期五早上8時開始,Dom在初段時的表現一般,到達31英里的補給站時已經是下午5時許,比原來估計時間遲了30至60分鐘。他表示,右腳小腿痠痛,大部分時間只能急步行。比賽還未到三分一便已經感到痛楚,後段會否出現更大亂子?望著Dom掛上頭燈離開補給站的背影,孖九三人都開始擔心他在入黑後的表現。
按照原來劇本,Dom應該會在晚上10時半左右抵達52英里,然後孖九將會陪他跑過深夜,並協助他完成最後48英里。但觀乎他的進度,大夥兒都心知肚明劇本已經過期,只能見步行步「執生」,目標改為在限時36小時內完成比賽。
晚上11時,支 援小隊駕車前往52英里的補給站,路上亦遇上一段小插曲。原來該補給站設在行山徑上,大會亦沒有提供明確坐標,因此除非是熟路的本地人,否則很難找對位置。三人在山路裡兜兜轉轉仍不見有補給站的跡象,於是決定在59英里的補給站等候Dom。補給站的工作人員確認Dom在凌晨12時左右走完52英里,並透過對講機告訴他孖九將在下個補給站等他。
即使在炎炎夏日,凌晨時份的大熊山亦只有攝氏7至8度。孖九一邊打冷震,一邊左顧右盼等候Dom的黑影出現。孖九在早上6時起床,雖然還未曾跑過一步,但亦已感到非常疲累,實在難以想像Dom在59英里後的狀態。凌晨3時半,等到頸都長的孖九終於見到半睡半醒的Dom行入補給站。
這段7英里的路程,足足用了3小時30分。孖九用心算計了一下,餘下的41英里,將會是名副其實的漫漫長路……
(原文在2018年8月31日刊於am730)



讀到這裡,跑友可能會問:這又不是理想、那又不是理想,這些研究結果有什麼啟示性?事實上,這正正是研究的最大啟示。人類有一種追求明確答案的傾向,而且答案最好是容易理解、聽來合理的1+1=2方程式,但現實並非如此簡單。世錦賽的數據提醒教練和跑友們,所謂的「理想」跑姿因人而異,當遇到「前掌著地較好」、「每分鐘180步較好」等容易理解、聽來合理的講法時,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有意刻意改變跑姿的跑友,最起碼要做好資料搜集,紀錄低跑手的著地位置、手腳擺動、步頻步幅、左右腳平衡等等數據,然後慢慢改變其中一個變數,並且定期檢查該改變對整體跑步表現的影響,發掘對於該運動員以言的最理想跑姿——重點是「對該運動員而言」。對於孖九這些凡夫俗子而言,單是透過改善基本功能,包括肌力、關節靈活度、平衡力、心肺功能等等,便足以發揮9成潛能。在打好這些基本功前,就更加不用對跑姿太過掛心了。

不過,數字亦是一把雙刃劍,假如跑手把2小時59分59秒和3小時0分1秒的兩秒差距看得太重,因為取得或失落一個「sub 3」稱號而大喜大悲,便有點本末倒置了。無論是sub 4又好、sub 3又好,最好只將它們用作過程目標(process goal),用來制定訓練和比賽策略、衡量訓練進度,甚至在比賽當日鞭策自己。如果將數字視為最終目標(end goal),達不到便感到焦慮、達到了便頓時失去目標,又或者需要再訂一個數字目標,在這個數字輪迴中永無出路。

主辦單位別出心裁設計的起跑時間表,目的是不論年齡和性別,每個組別的跑手都有機會勝出賽事。觀乎過去108屆賽事的成績,大會講得出做得到:冠軍由8歲女孩到72歲長者都有,前10名的跑手亦大部分來自不同組別。要在Dipsea跑出好成績,名副其實要老而彌堅 ——30歲過後每大一歲,起跑時間便提早一分鐘。換言之,又老又快的跑手最吃香!


上期提到,國際田徑總會在2011年要求患有雄激素過多症的女運動員,必須將其血液內睪酮含量降至每升10納莫耳以下,否則不能參賽。四年之後,印度短跑運動員Dutee Chand不服田總的規定,要求國際體育仲裁院介入。仲裁院要求田總在兩年來提供更多理據,證明高睪酮含量為女運動員帶來明顯優勢,其間田總需要撤消2011年的規定。
這個決定,被指是針對南非運動員Caster Semenya(圖),她是雄激素過多症患者,亦是目前400米、800米和1,500米的王者。支持Semenya的人士有兩個主要觀點,首先是研究結果並未顯示高睪酮含量對800米以上比賽有影響,為甚麼田總的新例包括1,500米和1,600米,但卻對擲鏈球和撐杆跳隻字不提呢?第二,所有精英運動員都天賦異稟,例如保特的肌肉構造、菲比斯的長臂、勒邦占士的身高等等,女運動員的高睪酮含量亦然。為甚麼田總不對其他基因優勢設限,而只針對睪酮含量呢?

時間跳至4年後的2015年。印度女短跑運動員Dutee Chand因為雄激素過多,而且拒絕用人為方法降低睪酮含量,在新例下被禁參賽。Chand不服田總的決定,要求國際體育仲裁院介入。結果仲裁院裁定田總需要在兩年來提供更多理據,證明睪酮含量對運動表現的影響,其間田總需要撤消2011年的規則。受惠於仲裁院的判決,Chand和Semenya獲准參賽,Semenya更加在2016年奧運和2017年世錦賽的800米賽事中擲下金牌。


接下來數年,Burla的成績繼續改善,並在去年1月的大阪女子馬拉松中刷新個人紀錄。但在8月又傳來壞消息:癌細胞在相同地方復發,需要再次接受手術。但經過7年前的試練,她的心境非常平靜。「假如我的生命已走到盡頭,我因為已經盡力而感到無憾。假如我還有明天呢?那我會繼續按計劃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