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人

《桃姐》受注目，除了因葉德嫻奪得威尼斯影后，另外是香港多年的最高票房紀錄上年竟拱手讓予一部台灣片，香港電影人都期待一部港產電影能替他們爭回一口氣，《桃姐》便在此氛圍下順勢跑出。若沒有這局面，作為一部以老人為主角、以生老病死為題材的電影理應不會得到如此大的期許。

許鞍華的電影向來有口碑，但票房上每每失利，記憶所及，除《女人四十》都沒能過千萬票房，就連話題性十足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至《天水圍的夜與霧》亦沒例外。這回除了天時地利，還多虧沒敏感題材，內地得以發行，兩岸三地共收逾億。當然若果中國電檢意識到內地民眾或透過電影理解到更深層次的社會隱喻，也許會禁映也不定。

許鞍華的鏡頭平實而不沉悶，細膩而不煽情，我尤其欣賞感人場面處理得不慍不火。這正彰顯電影主旨，電影不是意在說教，告訴我們應照顧老一輩、珍惜眼前人，而是喚醒我們何謂生活，如何細味生活中包括的細節，接納生死有命的倫常，重拾對生命的尊重。

幾場吃飯的場面處理得很好，比如桃姐與Roger於餐室共享一碟桂花魚加白飯、Roger與同學在家品嚐桃姐早做好的牛脷、桃姐在老人院與其他院友各自吃著分配的飯菜，都有不同象徵意識。吃，正如生活，是一伙人的事，在不同場合裡有各種配搭。正如前作《天水圍的日與夜》、《得閒炒飯》，在她的電影中，飯聚是電影經常出現的場面。有影評指出，華人電語喜歡挪用吃飯場面，藉以交待更多家庭關係與衝突，李安就是當中佼佼者，在西方電影反而較少看到。這是因為兩地對食有不同的文化與理解。華人傾向以家為單位，以吃來維繫一家人；過節需要團圓，一家人齊整聚在父母家裡；母親作為廚房之掌權者終展示屋內其權力身份；中國人用圓飯桌方便互相交流，座位突出長幼有序；吃剩一點是對主人家的敬意…從吃的文化我們能夠體現到儒家的種種美德。

從前的人老少同堂，年輕一輩照顧老人，老人反過來負責伙食，或替子女照料孫兒，不需聘請傭人，亦沒將長輩送進安老院。時移世易，我們接受西方思想，著重私人空間，工作時間比從前長，加上住屋大小、置業考慮等問題，現在成家立室的一群已很少與父母同住。很多時是假日回老家探親，或是平日放工與伴侶回娘家喝碗湯水而已。

子女會給長輩家用，但他們其實更渴望得到關注。子女帶同孫兒一星期抽半天陪他們，他們便感高興。只是在這急速社會生活，這種心情慢慢被磨滅。我們經常說沒時間，可時間是不會消失的，時間只是用來做另一些事，一些我們覺得更為要緊的事而已。這些比長輩怎會不明白？他們只是沒開口明言而已。所以我們陪伴他們，他們倍感安慰，是來自我們對他們的重視。

我記得小時候便曉得拿筷子別指向別人、挾餸不得飛象過河，長輩從微小地方教育我們做人的態度、對他人應有的尊重，現在的怪獸家長，在公眾場所懂得喝止孩子喧嘩已屬萬幸。他們覺得子女在學校是消費者，老師是服務員而不再是長輩，替孩子出頭是持份者的權利。另一方面，父母做錯或做得不好居然向孩子致歉，過分保護子女，使他們不懂解決問題，亦變得越來越自私。可想而知，他們長大又怎會尊重父母？社會出現問題他們又怎會挺身而出？

之前我沒點出。其實《桃姐》受人重視與追捧，正正是它喚醒港人，不要忘記一種核心價值，不要忘記我們上一輩、上上一輩所擁有過的人情味。

社會需要人情味，需要互相關懷，這些並不是硬道理發展就能做到、不是弄個咨詢民調就能夠理解、不是落實執行就可達成。它的可貴正如名聲，金錢、努力皆不能瞬間換來，而是需要時間，需要耐性培養。社會的人情味可以說是幾代人的努力儲起來。可惜這些年，過度資本化的發展，將社區、公共空間、鄰居關係扼殺，於是屋苑十步一個保安、地鐵閘門要督導員，多了7-11、速食店，有護老院、寵物酒店等新行業，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來持續更大的消費。一些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惡習，一些是財閥貪婪扭曲營商環境的惡果，將幾代人努力建構出來的和諧社會逐步推倒。

這一連串社會問題，正是由種種傾斜政策所導致。回歸十五年，換了兩個領導人，結果是各項社會問題持續惡化，來了一個臨界點。於是社會多了求變的聲音，甚至我們以為香港到了不可能變得更差的地步。我們再一次被change這個字吸引。

只是，靜心一想，現在是最差的時刻嗎？其實局面可以更壞，我也幾乎忘了。我開始感到一切是一個局，是為引導我們走向另一種管治模式的一個局，這雞棚足足撘了十五年。我們沒有選擇權，連在兩個爛蘋果挑一個的資格也沒有，我們連民意亦被騎刼，硬說最高民望者有其認受性。那可以怎樣呢？我們唯有表態，323投一張沒功能的票，說面前兩條路皆不可取，我們需要第三條路。若你沒有第三條路，我們便走一條出來。

《桃姐》在兩岸三地取得成功，我們看清意義是因，我們實踐理念是果。

我很少推介評論，一來是精闢的評論不多，大都是到「嗯這觀點也算有意思」的程度，二是我覺得評論某程度上算是種寄生物，載體沒趣的話，評論怎様獨到也顯得內容空洞，所以評論實質依附其他文學生存。誇張點說，就是作者造了一個蛋糕，評論者反芻吐出，讀者嚼食評論者的嘔吐物，這樣的感覺。不過，這次我要介紹一本評論，因為它終於讓我意識到，評論到底有其味道，有時更甚於文學本身，比如讀晦暗難明的文學，讀評論往往有更多得著。就好像作者煮了一塊厚身牛扒，表面熟透燒焦，評論者反芻，吐出一片片去外皮的紅肉，於是讀者吃得輕鬆滋味。

楊照評論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的《永遠的少年》正是這樣一本書。

我喜歡村上春樹至一個程度是連他的評論也不錯過。在我讀過的評論中，我覺得這本寫得最好，使我察覺不曾留意的村上一面。當然這是很個人的觀感，也許有人反對也不定。

楊照甫開首說《海邊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樹最好的一部小說，我當然不認同，因為事實上看後我不太明白故事本身，有的只是一片片感覺。主角田村卡夫卡是個十五歲男孩，母親在他小時離身出走，為擺脫「戀母弒父」的夢魘，他隻身走到四國，他的影子烏鴉告訴他要當個十五歲最強悍的少年。楊照說，這是一本告訴我們如何面對命運的小說。他從日本觀照美學的「物之哀」說起，然後談到村上春樹怎樣抗拒日本性，繼而旁及日本文壇的包袱。在《海邊的卡夫卡》裡，他指出作者如何挪用希臘悲劇的色彩，如何引進卡夫卡無意義、荒謬生命的看法，如何觸及大江健三郎建構的四國森林，最重要是與前幾部作品，包括《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發條橙年代記》等連結，然後蛻變，變得關懷日本。

楊照口中的村上春樹，是完全沒有顧慮讀者明白的意圖，將一套套暗號放在小說中。若不是他解說，很多讀者大概只看到薄薄的一層。一個好的評論人就有這種能力，引領讀者開拓視野，從哪個角度看事物，又如何觸類旁通。當然，若果評者與我意見相左，也許我不會讀得如此愜意。大概，楊照的口沫有種我喜歡的芫茜香，於是吃出個滋味。

我們正處身於一個混亂的世代，混亂得有時覺得現實比電影更荒誕。我會利用電影整理思緒，於是，任何電影都可以是政治電影。

Steven Spielberg拍的《Warhorse》(雷霆戰駒)改編自小說。史匹堡戰爭題材拍得多了，這回借一匹馬說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最後使用馬匹的戰役，以動物的眼睛看世界。考慮到題材，電影是精彩的，亦拍出一段人與馬的感人故事。故事背景是英國，拍出來卻為人詬病沒英倫味道，也不理會法國人德國人總之都說英語了，反正我們也看。這就是Hollywood，作為一個大品牌/大國，無需妥協。但妥協需要底線，正如我們懂看簡體字/聽懂普通話，這不是說我們就要放棄廣東話/繁體字。我們可以忍受閹割似的「特首」、「非典」到「雙規」等詞彙，可以忍受「釋出善意」、「作出微調」等偽科學說法，但請記著「碧咸」與「煙肉」，而不是「貝克漢姆」與「培根」。

《Descendant》，港譯作捉不到癢處的(繼承大丈夫)。佐治古尼是吸引我看的主要原因，就好像年前的《The American》，我想沒有他擔綱，電影不會好看。另一原因是導演Alexander Payne，拍過《sideways》(酒佬日記)那位，能細膩寫出中年老坑的淡淡哀愁，我期待這回又有一番體會。
主角家族世代在夏威夷一島嶼擁有大片土地，即將到期，他與其他家族成員屬意售予大財團發展，居民當然反對。剛好那時分居的妻子遇上意外成植物人，醫生說她不能甦醒，建議拔喉，佐治古尼要面對妻子離去，以及照顧兩個女兒，其後在女兒口中得知妻子一早紅杏出牆。電影情節含蓄，沒煽情位，也算有點味道。我的焦點落在佐治古尼最後沒答應出售土地，因為他說土地根本不屬個人，沒有人一出生便擁有什麼，又可以帶走什麼離開，聽到這裡我想起我們這裡也有原居民，一出生便擁有土地，這歷史問題至今仍未有解決方法。

《The Lady》的焦點集中於昂山素姬與丈夫Michael於八十年代末至二千年初的一段。昂山素姬因母親患病回國，發現國家受軍方的不仁管治，於是成立民主聯盟，參加總理大選。隨後她勝出大選，卻受軍方軟禁。軍方想她離開，但她不肯背棄信賴她的人民。其間Michael運用學術界的人脈，結果她在91年得諾貝爾和平奬，得以保住她的安全。其後他們只靠書信來往，後來Michael患癌甚至死去，她也沒離國探望，因為她深知一離去便不能再回國。
電影說她的父親翁山將軍是立國功臣，沒交待的是翁山在英殖時期先聯同日本反英、及後與英結盟抗日，這麼一段往事。當然我能明白傳記電影有其功能，也不必太深究有什麼遺漏。我對Luc Besson是有點期望，結果還是拍不出大師風範。當然我得承認，眼看緬甸，腦中想著另一個更悠久的地方，眼淚幾乎沒停過。混帳，值得流淚嗎？為那些事的確不值，但有些人覺得為那些事值得送命，我為那份固執而流。

《Moneyball》改編自同名的一本書，出自一個財經記者。二零零一年，Oakland的棒球隊季初被財雄勢大的洋基隊搶走三大主力，作為manager的Brad Pitt知道按本來一套方式經營，永遠不可能戰勝對手，於是用另一套方式，找來一位在Yale經濟學畢業的年輕人，利用數據尋找underrated的球員，重新建立球隊，最終創下二十連勝史無前例的記錄。以有限力量對抗強大勢力，有點古希臘神話的味道，亦從來是觀眾樂於見到的，看政治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
看的時候我還不斷想起阿仙奴，想起那個修讀經濟學、老頑固領隊雲格，事實上電影裡的棒球比賽場面不多，適合各方人士解讀。至於片末一曲簡直畫龍點睛，and just enjoy the show，沒有投票權的各位想必心神領會。

相較之下，《The Ides of March》的譯名《選戰風雲》可謂適合之至。The Ides of March一詞大概出自莎士比亞的Julius Caesar一幕，意即先知警告Caesar將在那天受襲。我們不需要亦沒能力理解此種隱喻，只需簡單告訴我們是關於選舉的電影便可，然後大家又可將海報惡搞在我們所謂的選舉上。
Ryan Gosling是民主黨一州長George Clooney的文膽，協助其總統兢選。另一位候選人的助選團邀他過檔，事件牽涉到他被踢出兢選團。之前他與一位女intern發生關係，及後發覺原來她與州長亦有一手，於是他藉此反咬州長一口。George Clooney作為導演，我欣賞他拍出不太討好的題材，告訴我們姑勿論政客在台前說什麼，私底下他們都有人性一面，而那一面統統是醜陋的。看著電影描述兢選前的佈署、種種勾心鬥角，民主黨內部鬥爭尚且如此，可知與敵黨會有多殘酷。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敵人的敵人又是朋友，一切不過是妥協，哪個上台亦一樣。理想歸理想，Ryan Gosling最後深明這道理玩這遊戲，希望看過電影的人都能明白。

輪到奪得Oscar最佳電影的《the artist》(星光夢裡人)，只怕這沒政治含意了吧？當然這部是向默片致敬之作，但我們何嘗不可看作是老餅們一次又一次的保衛戰？上年《social network》輸給《the King’s Speech》，很多人說那些評審連facebook是什麼也不曉，又怎能明白電影，畢竟他們平均年齡已六十歲。
無疑《the artist》在各頒奬禮大熱，但Oscar奬項牽涉的權力與金錢更多，已不是奬項這般簡單，而是種種角力，Producer、電影公司的角力、評審間的角力。若果電影沒得奬的話，會有這麼多人看嗎？正如康城有一年將金棕櫚奬頒予Michael Moore的《Fahrenheit 9/11》(華氏九一一)，就是給Bush一記耳光。
我們這輩子大概未看過默片，遺忘了那個只以配樂作聲、配合演員誇張演出的年代。電影裡只演默片的主角最後妥協，演出有聲電影，說了全片唯一一句對白，亦指將電影交予下一代的人手裡。在這時代巨輪，人總要前進，而前進總淘汰舊事舊物。這種角力在任何地方都可看到，唯獨香港政治，當你看到坐在最上層的平均年齡，你仍期望他們為你改變什麼？

所以我也有理由相信《a separation》(伊朗式分居)得最佳外語片有著其政治目的。老實說，有多少人看過伊朗電影，又有多少人了解其文化？電影說女主角想與女兒出國，丈夫為照顧老人痴呆的父親不願離開，於是她唯有提出離婚。然後故事說到男角請女傭照顧父親，女傭因擅離職守差點害死其父，男角動粗導致女傭小產鬧上法庭。故事結構嚴謹，情節簡單但拍出一種迫力，電影在多國頒獎禮都得到肯定。
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是伊斯蘭文化所致，譬如男角說女傭用黑紗包著身子因此看不到她有多月身孕，又比如當有人以可蘭經發誓說自己全是誠實回答所有人便因此相信。作為邪惡軸心之一，伊朗一直是美國的眼中釘，最近伊朗被指擁有核武，鬧得反戰的Obama也嚷著可能開戰。2013年伊朗正值總統大選，在剛過去的國會大選，總統派大幅落後於保守派的宗教勢力，其超過六成的投票率，有說是人民向西方展示他們的意向。此時，電影亦正好讓不了解伊朗的我們好好反思，該如何看待其價值觀，正如片中的女兒一樣，想想該追隨崇尚西方的母親抑或留下陪愛國的父親。電影沒寫出結局，因為我們都該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