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2日），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报纸文章被刊登了。*撒花*
这一篇报纸文章主要讲述的课题是‘信息不足’。
我之所以会想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作为一位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的讲师，有一个重要的课题，说的就是信息的重要性。
那一课，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里提到，在交易的时候，如果双方信息不对称，很多时候，都会导致市场无法完成预期中的交易。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二手车市场，因为买家和卖家都无法知道对方的真实信息，所以提出的车价很难达到理想的标准，最后导致交易不成功。
所以，在经济学里，很多学者都相信，信息其实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拥有足够资料的人们，他们通常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但是，在Covid-19大流行的时候，当我们因为政府的行动管制令必须待在家时，每当我游览面子书里朋友们的状态时，我发现，原来很多人都处在糊里糊涂的状况当中。
何以见得呢？
比方说，我那些做生意的朋友们，今天广传生意支撑不了被逼裁员或让员工放无薪假的信息，几天后又开始传原来这段时期是不可以随意裁员或让员工放无薪假的。
很多对立的信息一直在传了几天之后被纠正，我这个吃瓜看戏的大众，也看得一头雾水。
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经济学里所说的信息不足会导致市场交易失败的论理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信息如此不足，是否意味我们的企业注定是会被深深受影响？
但那时候我不确定，这样的信息不足够，主要是源自人们不懂得如何获得正确的资料来源，抑或是政府本身确实是提供不完整的信息。
直到我看到星洲日报的记者庄敏所写的言论‘
慕尤丁有部长就像没部长’后，我才确定，问题的来源，就是政府本身提供不完整的信息。
文中提到了‘媒体花了3天时间询问，部长不回应媒体，我找了副部长也不回应，最后竟然是人力局热线官员给了我答案。’更是让我感慨，如果连专业人士记者都无法得到答案了，那么那些平民百姓，更是何去何从？
所以，当我的院长（Dean）提出说大学鼓励每一个讲师在这段流行病期间发表一些针对现状经济的问题时，第一个涌上我的脑袋的，就是这个课题。
于是，我用我三脚猫功夫整理了思绪，就粗粗咧咧的写出了一篇只有300个字的文章。
人们常说初生之犊不畏虎，我觉得讲的就是我这样的人。
我当时写的300个字文章，简单得很，主要就是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再加上一两个例子，最后以一个随便提议的政策草草结束，就这样想都不想发给了负责收集报纸文章的副院长。
我的三脚猫功夫很快招来了报应。
先是我的副院长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向来自我提倡绝不不回邮件的他，却让我等了一天一夜后才回复说他收到了文章。
然后对于我的要求希望他可以给我一点点意见完全忽视不说，我的好朋友S对我说，他反而在院长给予的有效时期后，强迫她写一篇报纸文章然后呈交给他，并且为了让好朋友S达到目标，还分享了写报纸文章该注意的细节。
我当时候看着那些讯息，我的敏感又爱胡思乱想的病就完全发作。
我淡淡地对黄先生说，‘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好朋友S不想写报纸文章的，副院长却逼她写了，还分享了许多技巧给她，反而我问他对我的文章有什么建议吗时，他完全忽略我，只字不提... ’
话未毕，黄先生就马上关心又认真的看着我说，‘难道是英文太差，他不忍心给予评语，只好叫英文很好的朋友S交差？’
哈哈哈哈，人生有一个猪队友真的很开心，听完他说的话，虽然不是滋味有点想翻他白眼，可是又那么真实让我无言以对，于是这个不愉快的小事就这样随风而去。
不过，更让我三条汗流下来的是，在副院长转发了我的文章给我的院长后，连续五天，院长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眼看比我迟交的朋友们都得到了答复，有者甚至已经刊登了文章，我后来开始相信，可能真是写得太烂了，大家不忍心当面拒绝我，只好这样忽悠我，情绪低落得很，哈哈。
直到后来，我在想，与其这样患得患失的，倒不如直接问我的院长，如果不是他要的文章，其实直接拒绝我也无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嘛，反正作为人生的第一篇投稿，我本来就不抱着希望可以被刊登，但是我却没有想过要这样无声无息的宣告死亡。
结果，收到了我的邮件后，我的院长马上就回复我，他抱歉的说在收到我的文章的当天，他刚好在忙，压根儿忘了这件事，让我稍微等一等。
收到了他的答复，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向来都不介意等待这回事，先不提我是哪根葱， 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先次序，最重要的是，至少给予我一个答复，让我在状况当中就好。
（这件事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很介意知会我这件事，难怪我的博士指导老师可以和我长远合作，无论大事小事，他从来不会让我自己猜测，在知会我这件事，这位日本人真的做得很好。）
然后，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的院长即使非常忙碌，他对我的文章，做了很多更改，也给了非常中肯的意见。
（注：我的院长是政治系的人，他在媒体非常活跃，自己本身常常发表文章在报章和发表言论在各大媒体活动，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人。）
第一个被指出来的问题，就是我随便提议，用来结尾的政策。
院长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这是我所提议的政策，那么我必须更具体的说出为何我觉得那个政策是成功的，并且我应该提出，如果该政策真的要在马来西亚实行的话，我们所会面对的问题，究竟会是什么，而我们所要注意的，又是什么。
我当时傻乎乎地看着他的提问，我很想对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咧，我只是看到问题就提出来，我自己也没有答案的。*晕*
其实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近来我确确实实的发现到，很多时候，我虽然‘美丽’地开始了一个研究的方向，但是，我的结束总是草草了事的，或者更具体来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我和我的mentor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我们的任务分配是，我负责分析数据，他负责写。
细读他写的内容时，我发现他写得非常仔细；他有一个优点，他可以在众多数据分析结果后看见哪个点是重要的，他就把重心放在那个点上，深入的探讨，所以到最后，作为读者，他会引领我看见所做的研究的价值和重要，而那正是我所缺乏的。
往往在大数据面前，我总是很迷失，我不知道哪一个点是我该放弃的，哪一个点是我该注意的。
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我自己都无法找到重点，我又怎能期待我的读者明白我在做什么呢？
后来为了这件事，我还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翻读了所有我自己写的研究文章，确定自己的问题后，还惆怅了许久。
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克服这个问题，如今，连报纸文章也显出一模一样的问题，更是让我非常无奈。
于是，收到了院长的提问之后，我决定不要马虎的回应他，我应该学习如何更深入地去探讨问题。
我翻查了政府提供的网站，看了文献，也读了政府部门刊登的年刊，修改了文章后，再一次寄给了院长。
其实，那时候我几乎想要放弃了。
太清楚自己的不足，让我不禁怀疑，这样子的三脚猫功夫和知识水平，我真的适合投稿报纸文章吗？
（一直以来，我从未考虑报纸文章。知道投稿于报章有着社会责任，不能凭空随便乱说，就不想混入这样的蹚水。
但是我的现任院长非常看重报纸文章这回事。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们强调，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能只是躲在幕后教书，我们应该把所懂的，所会的，回馈于社会；写具有价值的报纸文章，就是其中一个管道。
对他而言，哪怕是一位政治人员读到了我们的文章，做出了回应，都是有益的，至少为社会带来了改变的希望。
说实在的，院长的洗脑言论，对我非常的奏效；每次听完他的言论，我都会在心里握拳决定总有一天我必须写出对社会有益的文章，非常热血奔腾。哈哈。）
结果又结果，我的第二次呈交的文章又被院长弹回来了，原因是，我给予的数据太outdated了（我在网上唯有能拿到的最后数据是2018年的事了）。
其实，院长不说我也知道问题所在。
在研究的时间，数据不够新往往是被文献拒绝的重要原因，可是问题是，就如我的文章里所写的，我们国家的问题，就是信息不足啊！
但是，太害怕被骂（害怕被骂真不知道是我的优点或缺点，因为害怕被骂，我总是会强迫自己更尽力一些，但是也因为害怕被骂，我觉得我活得不够自信和潇洒，晕），我就更尽力的去找出答案。
我甚至还打电话给政府机构，充当自己是小型企业的老板，想要获取资料，证实了我所收集的信息，接着就写进了我的报纸文章里。
就这样，那个原本只有300个字的小学生文章，在两次更改后，突跃成为了一篇800字左右的大学生文章。
而根据院长，因为我的文章里提到了星洲日报的报导，他觉得投稿到那儿更具希望被刊登，就选择了星洲日报。
在我疑惑星洲日报有接受英文文章的当儿，还为我捎来了好消息说，该主编决定中英文版都刊登，让我惊喜不已。
（这篇中文版还是星洲日报为我翻译的呢，感动）
那种，我何德何能竟有如此的收获又涌流而出，上帝真是给了我一场意想不到的结局呢。
不过，如果你问我，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后，我是否会越挫越勇，在未来的日子里，投更多的稿？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发现报纸文章不单止需要社会责任去承担自己所写的，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还是需要的。
这一次多亏有院长和黄先生这两个人，他们不厌其烦的为我读了又读，前者以专业人士的眼光给我意见，后者则以大众读者的眼光给我意见。
两个不同角度的看法，让我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给予了我莫大的进步空间。
其实，可以看见自己的不足和进步的空间，对我而言，反而是这一次的投稿，最大的收获。
如果有下一次，我希望我是做足准备的，之所以会在投稿的期间有许多的怀疑世界怀疑人生，追根究底，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不具信心。
如果要真正的达到我心中的梦想，把知识回馈于社会，我希望，下一次，我是做足准备的，就算看不见被刊登的希望，我也可以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我能做的，已经做了。
那才是我投更多稿的期盼和动力。*握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