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服從少數？馬哈迪40年前統一了東西馬時區，鄰居新加坡也只好參與

學習天文學的春分（3月20日或21日）和秋分（9月22日或23日）概念時，我們或許聽過一個比喻：當我們在春分和秋分處在非常靠近赤道的新加坡，中午12點的太陽因為處在正上方，我們幾乎看不見自己的影子。

以上的陳述，理論上是對的，但實際上卻不對。這，又和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於1982年1月1日統一西馬和東馬的時區有很大的關係。

或許您曾察覺，從西馬半島的北部州屬以陸路跨入泰國最南方的省份時，時鐘必須調慢一小時。或，從新加坡乘船往南踏入印尼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時，也需如此調整。明明「一步之遙」卻需存在「時差」，這到底是誰處於錯誤的時區？

筆者生長於與西馬隔著一個南中國海的東馬，從小就常聽到家裡的西馬租客，或是國營電台的DJ說「東馬很早就天亮和天黑」。習慣6am天亮和6pm天暗的我來說，初到西馬感受到7am天亮和7pm天暗，的確有點不習慣。

東馬早了，還是西馬遲了？

到底是「東馬早了」，還是「西馬遲了」？我們當然可以歸咎於生長背景所造就的感官差異。但就天文學來說，真正的答案是：西馬遲了。東馬和台灣一樣，處於正確的時區（GMT+8:00）。

然而，對大部分馬來西亞人來說，如此西馬遷就東馬的案例實在是太罕見，是因八成的馬來西亞人居住在西馬，實在是多數服從少數的例子。筆者有不少西馬朋友是到了國外旅遊才察覺是「西馬遲了」，更有少數東馬朋友一開始也以為是「東馬早了」。

在馬來西亞強人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統一「馬來西亞標準時間」（GMT+8:00）之前，西馬和新加坡因殖民因素，處於「英屬馬來亞標準時間」（GMT+7:30）。

馬哈迪統一時間的官方理由有三：（一）東西馬交流頻密，減少官方和民間交流時所帶來的時差麻煩，加快行政效率；（二）配合國際「一小時一時區」的標準，避開GMT+7:30中的半小時，減少計算失誤的機率；（三）在理由二的基礎上，讓最少人受到影響：即讓八成的馬來西亞人調整成GMT+8，而非讓所有馬來西亞人調整成GMT+7。

以上的理由看似十分合理。馬哈迪統一時區的舉動同樣看似內政，實際上卻影響了新加坡的時區。因此，本文嘗試剖析裡頭可能蘊藏的政治計算。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 speaks at the closing of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on May 13, 2000. — 圖為馬哈迪的舊照，照片攝於2000年5月13日。

「統一」是主旋律的年代

熟悉馬來西亞的讀者應該知道，近十年來東馬充斥著「地方主義」的氛圍。然而，和多數分分合合的區域一樣，東西馬之間也曾存在「統一」的主旋律，分別發生在1976年至1985年，及2002年至2010年間。

1982年的時區統一，無疑是東西馬雙方你情我願「聯邦化」的高潮。60年代末，時任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手法，想要「索回」沙巴這片「領土」。東西馬的政治人物隨後皆認為，維持沙巴和砂拉越的地方自主權，可能會讓菲律賓有機可乘。

1976年的沙巴州選舉，沙巴人民推翻了親菲律賓、伊斯蘭化、專制和貪腐的沙統政權（USNO），最終由沙巴人民黨（BERJAYA）親西馬的領袖掌權，沙巴內親近西馬的政治氛圍隨之高漲。然而在當年8月，國會卻修憲將沙巴和砂拉越的憲法地位，降至和西馬十一州同等的「州屬」地位。

1981年6月底，馬哈迪接任首相後便與其副手慕沙（Musa Hitam）加速「統一」的進程。12月4日，慕沙在沙巴宣布：聯邦政府計劃在隔年年初統一東西馬的時區。伴隨著這份「好禮」的措施，還包括東馬人入境西馬無需使用護照等。

迫不及待，東馬叫好

隔天，馬哈迪即提出希望在1982年1月1日正式落實，即需要在26天內於上下議院通過法案。基於急迫性，這項法案是馬來西亞少數先在上議院通過後，再回到下議院通過的案例。

不管是上議員或下議員都對這項修案表示歡迎，有的表示東西馬官員在公務上無需注意時差，有的表示電視上不再出現「西馬時間」和「東馬時間」，有的甚至形容這是團結全國人民的努力。

不管是朝野議員或是東西馬議員都支持這個議案，「統一」的氛圍完全表現在東馬議員的辯詞。如來自沙巴的非穆斯林議員Ampung Puyon直言：「馬來西亞居民須把自己當成『馬來西亞人』，西馬、沙巴和砂拉越之間並沒有差別。（統一時區）的舉動也能消除『吉隆坡殖民沙砂』如此難以置信的言論。」

回看當下沙砂獨立聲音受到關注，爭取砂拉越獨立的政黨在今年砂拉越地方選舉中競選。1981年的「統一」氛圍，現在看來也顯得「難以置信」。此案最終在12月29日闖關成功，頒布成公報。

新馬分家，不分時區

法理上，東西馬的時區統一純屬內政，卻需顧及一個外交問題——新加坡的「感受」。新加坡是馬來西亞「最熟悉的陌生人」，曾在馬來西亞聯邦內兩年，但兩國的關係卻因歷史遺緒，剪不斷而理還亂，時區便是其中之一。

在制定國際時區規範後，新加坡和西馬的時區自1901年雖然更動了六次之多，但都是同在一個時區內，1965年新馬分家後更是如此。

對馬哈迪來說，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稱得上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馬哈迪在新加坡就讀醫學，其母校後來和李光耀的母校合併成「馬來亞大學」。兩人是校友，也早在1964年的馬來西亞國會多次正面交鋒。

比起東馬，西馬和新加坡的交流更加密切。馬哈迪深知統一時區肯定會引發新加坡的不安，聲稱擬定細節前會諮詢新加坡。事實上，慕沙宣布統一時區的隔天，新加坡金融業和航空業即出現了希望當地政府跟隨馬來西亞時區的聲音。

馬哈迪12月17日至18日的新加坡之旅，是他上任後的首個國外官訪。兩國分家不到17年，要解決的事不少，其中棘手的有馬來西亞皇家海軍在新加坡兀蘭的海軍基地租約、馬來亞鐵路（馬來西亞在新加坡的飛地）、新柔長堤、白礁島主權等事宜。

統一時區，無疑為這長長的議程添加了另一個緊急討論事項。但馬哈迪和李光耀都在會前釋放出了善意，要求務實為上。

好的開始並非成功的一半

作為政治強人，馬哈迪和李光耀曾在多個議題上短兵相接，但統一時區卻是極少數兩人「一拍即合」的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馬哈迪選擇官訪新加坡的第二天（12月18日），卻是上議院正式提案及通過「統一時區」的那一天。如果說「統一時區」存在討好東馬的政治計算，不排除馬哈迪想借由「統一時區」來增加談判的優勢，營造對馬方有利的局面。

事實上，就算新馬兩方在其他議題尚未達成共識，李光耀在會面第二天即決定追隨馬來西亞的時區，「這是我們滿足彼此要求所採取的措施」。馬哈迪和其馬來民族主義者大可將之詮釋成「新加坡離不開馬來西亞，需要跟隨我們更換時區。」

新加坡政府貿易與工業部隨後所釋出的媒體新聞稿表明：「新馬之間的人民與政府擁有密切關係。為了避免旅客和商人的不方便，新加坡政府決定在1982年1月1日調快半小時，讓兩國擁有同樣的時區。」

不管從李光耀的措辭，或是發出媒體新聞稿的單位得知，新加坡嘗試將之定調為務實、注重工商業利益和彼此配合之舉。

馬哈迪的官訪，對雙方來說是「好的開始」，但並沒有大家所預期般「成功的一半」。不管是馬哈迪第一度或第二度首相任期，皆挑起了新馬之間的敏感議題。

東西馬之間其實相差一小時

就天文學來看，其實東西馬之間並非只是相差半個小時，而是一個小時。西馬和新加坡在東經100度和104度之間，接近GMT+7的東經105度。而GMT+7:30的東經度，應該是112.5，接近砂拉越首府古晉市。

1933年，英屬馬來亞（含新加坡）為了讓工人下班後不會那麼快天暗，擁有更多的消遣時間，因而從GMT+7調至GMT+7:30。在沒那麼燈火通明的年代，如此的夏令時（Day light saving）安排可算合理。

另一邊廂，GMT+8的東經120度也從未落在馬來西亞的陸地領土上。馬來西亞最東部的行政單位「巫金」（Mukim，類似於台灣的「鄉」）是沙巴拿篤縣的擔必善（Tambisan）巫金，該巫金也只是東經119.2度而已。

就此推算，根據馬哈迪雷厲風行且堅持自我原則的辦事作風，應該不會拘泥於兩成人民的不便，大可讓全馬時區共同調去「正確的」GMT +7的時區。若統一調整成GMT+7，也會解決東西馬行政不便或是時區容易計算錯誤的狀況。

然而，選擇GMT+8時區卻能順應東馬人民，同時也能刁難新加坡，讓之處於「錯誤的時區」。筆者就此推算出馬哈迪當時所隱藏的政治考量。

回到文章開頭，以靠近赤道的新加坡為例，因為處於錯誤的時區，接近春分或秋分的時候，下午一時的陽光底下才看不見影子。加上新加坡北緯一度的誤差，新加坡的「日下點」（subsolar point）天象應比春分遲一兩天，又比秋分早一兩天。

雖然西馬和新加坡的時區長期遲了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對人體健康來說其實影響不大。統一時區一事，從政治和天文角度解讀，或許更有趣些。

新聞來源：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Malaysia’s 6 Timezone Changes（therakya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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